如何摆脱来自“疾病的隐喻”？

　　“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下上述文字时，正在忍受癌症带来的痛楚。除此之外，她还承受着加诸疾病之上“象征意义”的重压——以道德评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

　　因此，苏珊·桑塔格开始思考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她试图将疾病之上的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还疾病以疾病本来的面目”。

　　就在《疾病的隐喻》发表逾40年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关注。不幸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吸取来自历史的教训，在疫情肆虐造成病痛的同时，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再次出现。

　　对患者污名化进行道德审判、因疫情对华裔乃至亚裔产生种族歧视、将病毒与具体国家标签化绑定……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一处不堪，病毒却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它的神秘性成为隐喻的滋生地。

　　“种种歧视现象很大程度来源于对疾病的恐惧。”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分析说，“保持距离是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方式，物理上的距离可能通过心理机制强化，由拒绝接触演化为歧视。”

　　追溯过往，人类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恐惧由来已久。以结核病为例，司汤达所著《阿尔芒斯》中，主人公的母亲担心说出“结核病”后，孩子的病情会迅速恶化。卡夫卡在疗养院写给朋友的信中直言，“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

　　然而，面对威胁全人类的公共卫生问题，盲目的远离并非一劳永逸，恐惧更无益于问题解决，科学的防控措施才是应对之策。从分享病毒基因信息到及时通报疫情防控进展，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应急响应，中国从源头控制疫情的举措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防疫窗口期”。

　　“无限制的疏远需要科学防控予以纠正，盲目的恐惧需要科学观念加以引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表示，“只有了解疫情传染方式和防控措施，公众才能采取理性的行动。”

　　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播被怀疑与野生动物密切相关，华裔乃至亚裔的饮食习惯成为遭受抨击的对象，进而演化为种族歧视。尽管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感染来自于人际传播，但特有的生活习惯在疫情之下，似乎带有天然的“不道德性”。

　　当疾病被赋予某种意义时，往往都与道德相关，并且最具惩罚性。苏珊·桑塔格以中世纪对瘟疫的态度为例指出，“人们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总是在瘟疫肆虐地区之外寻找一个替罪羊”。

　　时至今日，“流行病”仍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乃至英文中“腺鼠疫”的名词直接可以派生出“伤风败俗”的含义。但是，面对疾病“需要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关于道德的隐喻和意义对于患者并无丝毫益处，对于他者只能引起羞愧，甚至于自我否定。

　　疫情之下，由“歧视”进而引发的各路“阴谋论”一时之间亦甚嚣尘上。近日，个别人和媒体猜测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一家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对此，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18日刊登一封27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合声明，支持正在抗击疫情的中国科研、卫生和医务工作者，强烈谴责相关阴谋论。声明表示，各国科研人员的分析结果压倒性地证明，新冠病毒和其他新发病原一样，来源于野生动物。

　　“原有观念的投射，乃至政治不信任均可能导致阴谋论现象。”汤蓓指出，“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和谣言，损害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外，别无它用。”

　　的确，将疫情以具体国家命名进行标签式批判、以病毒图案取代国旗、评论标题直指“亚洲病夫”，很难说上述种种行为没有固有观念的投射或政治偏见。由此形成的非理性情绪和不实传闻，更是被世卫组织直指为“信息疫情”，并号召国际社会共同对抗，以确保正确信息能够得到及时、广泛传播。

　　面对尚未遏制的疫情，社会越发清晰地知道，当情绪被煽动时，真相就成为最不重要的事情。因此，当疾病之上被不断附加“隐喻”成为攻击手段，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政要出面仗义执言痛斥歧视，越来越多的华人在世界街头手持“口罩+亚裔≠病毒”的标语得到众人拥抱。

　　比疾病阴森的是人眼淡漠歧视，比疾病恐怖的是附加在疾病之上的“意义”。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摆脱如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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