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青年人作文不怒，不骂，没有锐气，这就是青年的悲哀。青年就应该不知天高地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到天都装不下;青年人应该敢于想，敢于做，敢于闯。闯祸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不闯哪来创新，不闯，哪来希望，不闯，哪来改革，不闯，哪来去旧陈新的继往开来?所以，青年人，就应该初生牛犊不怕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作文作人，不需圆滑世故，不需左右奉承，意气与正义是资本，勇气与才华是武器。杂文的世界应该是青年的天下。
壮年人应该写小说。人到壮年，社会阅历与知识结构都渐趋成熟，精力旺盛，体能充沛。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需要运筹帷幄的谋篇布局，长年累月的笔耕不辍，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而这壮年人都全部具备。因而壮年是最应该写小说的，而往往，一流的小说，都是小说家在壮年时写就。国外作家当中，村上春树写《挪威的森林》时三十几岁，海明威写《老人与海》时四十几岁，司丹达尔写《红与黑》时四十几岁;国内作家中，已逝的钱钟书写《围城》时三十几岁，沈从文写《边城》时四十来岁，路遥《平凡的世界》也正是壮年;而活着的作家当中，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等等，无不壮年时写就，都是伟大的佳构名篇。
事实也证明，一个作家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壮年时写就，看一看很多作家创作的履历，梅里美、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萨特、加谬，以及国内的老舍、鲁迅、高行健、丁玲，小说都在壮年取得伟大成就。壮年人，写小说，有能力，有气势，有才气去营造非同一般的世界，壮年不写小说，能写什么呢?写诗，那是大老爷们故作纯情壮，东北大汉在唱《甜蜜蜜》;写杂文倒可以，但壮年已渐趋沉稳，少了不顾一切的锐气，多了一份责任之后，凡事已三思而后行了。要想写散文或搞学术研究，就再等几年吧，那应该是老年人的事。
老年人应该写散文。这个启示我在孙犁先生的论述中早就得到启发。人到老年，精神，体力，思维能力都在走下坡路，但知识的构建，社会人生的认识，更加充实通透了，也更具智慧了。况且散文的写作就像是精神散步一样，也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写散文，有一种智慧与学识并重的特点，既不会如青年人般狂放，也不会如少年人般无病呻吟，老年人娓娓而谈，轻描淡写，世态变迁，人生冷暖在笔底宠辱不惊、举重若轻，各种掌故顺手拈来，各种小事妙笔生花，这才是好的散文。在这些老年人的散文中，我们在孙犁、巴金等人的作品中常看到惊喜，而李国文，王蒙等也正在兢兢业业地笔耕着属于他们老年时光的一份安稳与宁静，并时常给我们以启示与惊喜。
当然，老年人除了写散文外，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搞学术研究与文化典藉的整理。老年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全不如年轻人般为了着作等身，剪刀加浆糊，三天一小部，五天一大部，一年下来就是一部两部三四部了。老年人有时间，坐得住，并且有耐心与知识基础，在古代文化里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认认真真地自得其乐，在精神与体力允许的情况下，教导教导年轻人，开开讲座，这是件惬意的事情。也算是不错的晚年。要是让他们还去写长篇小说，耗费体力，这太不应该了;如果还要让他们匕首投枪，奔走号呼，那年轻人该感到悲哀汗颜;如果还写《再别康桥》这样的诗，也就真是人老心不老了，偶尔为之可以，但成了主旋律，对健康肯定是很不利的。
总之，作文的这四个阶段，是根据人的年龄状况来划分的。雷战应该是这么做的，但并不要求每一个都这样去按部就班。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规则存在，有很多亘古不变的真理，但凡事总有意外。有的老人家愿意七八十岁了还起笔来吹胡子瞪眼，有的少年人不愿风花雪月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有的壮年人干脆去唱唱《甜蜜蜜》，或者拿放大镜，那是人家的自由。而维护人的独立与自由，是一件比写文章本身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正所谓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我们应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雷战小文，仅供志趣相投者参考，让背道而驰者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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