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芦花荡(4)

　　“是我，大伯。”来人非常沉静，原来是参加了除奸团的他的一个侄儿。侄儿向他诉说，日本人到处抓他，他实在走投无路，才来求大伯赏他五十块钱，他好离开新安，到天津去做个小买卖，代价是，他愿意把带来的一枝顶好的盒子枪送给大伯，一厢说着，一厢倒拿着枪，递了过去。熊万东拿起枪，走到钱柜那里去，他一猫腰，脑袋已经掉下来；随着一把钢刀的闪光，来人带好两枝枪，已经上了房……

　　作者说：“这就是有名的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熊氏三杰的故事，抗战时期在冀中一带流行很广，在有关作品和文章中，曾经多次被人辑录或转述；就叙述的生动和精彩来说，孙犁应属于最佳者之列。他继续说──

　　……这位英雄不久牺牲在新安城下。他吃醉了酒，受了奸人的骗：“要拿新安了!”他跳下炕来就奔着县城跑去，他爬上城墙，敌人打中了他，翻身跌了下来。伙伴说：“你挂了彩，我背你回去!”

　　他一摆手，说：“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他举枪打死了自己。

　　其实，敌人只打折了他的左腿。

　　关于他的两条腿，有很多传说，新安一带，都说他是飞毛腿。有人说，飞毛不飞毛不知道，反正他走路特别溜撒，孩童的时候，常见他沿着城墙垛口飞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只坏了一条腿就打死自己？这问题就很难答复。为什么不残废的活着？我好像听说，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它要碰死？

　　冰连地接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

　　我们觉得，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孙犁在撑船老人和新安英雄身上看到的，是这种历史个性的新的升华。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孙犁的观点和感情。他在五一大“扫荡”那年的冬天，写过一篇题名《慷慨悲歌》的札记，里边有这样的话：“……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无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他的笔明显地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感召，似乎也染上了易水的悲壮的风云。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安平县三名干部被敌包围，最后壮烈牺牲，孙犁为他们写了一段碑文，其中说：“……当其在室内，以只身抗敌伪，坚贞不屈。向敌伪汉奸叫骂时，声闻数里，风惨云变。附近人民，奔走呼号，求引救助，有如父兄之遇危难。当我部队收葬三烈士尸体时，所有干部战士，无不如狂如病，歃血指发，有如手足之诀别。每一言及三烈士殉难事，则远近村庄，啼泣相闻，指骂奸伪，誓为复仇……古来碑塔纪念之迹多矣，而燕赵萧萧英烈故事，载于典册者亦繁矣，然如此八年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我冀中人民解放国土，拒抗敌顽，其环境之复杂、残酷，其斗争之热烈、悲壮，风云兴会，我冀中英雄儿女之丰功伟绩，则必光掩前史而辉耀未来者矣……”这段碑文，慨乎其言，若扬若抑，颇多燕赵古风；如果击筑而歌，就是一支易水新曲了。不用说，这支易水新曲，也记叙了孙犁自己的感情历程。

　　升华促成了一种新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境界。关于这一境界，他自己用下述语言表达了出来：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

　　在美好的极致的境界中进行创作是一种绝大的愉快。“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孙犁在《黄鹂》这篇散文里，借助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等形象的比喻，解释“极致”的涵义。这些比喻，全可用来说明他在抗战中的际遇、状况。他在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并非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是，却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

　　（节选自《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三、《芦花荡》赏析：景随情移情景相生（林焕标、卢斯飞）

　　《芦花荡》写的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的人和事件，但决没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描绘，就连那个女孩子受伤后的几声呻吟，也被轻轻一笔带过去了，作品要高昂浓重地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情绪。即使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作者仍然以沉静从容的姿态抒写白洋淀的美丽风光，细心地镌刻白洋淀人民心灵的塑像。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孙犁笔下的景物描写。我们知道，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一定要切合环境和人物的心境，切忌游离地写景。《芦花荡》的景物描写，处处与战争环境和人物的心境相谐，不仅渲染了故事的气氛，也给作品增添了一种战斗的诗情画意，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提高作品的感染力。

　　小说一开头，就有一段精妙的景物描写：

　　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敌人”“炮楼”，点明了环境的气氛，而“星星也像浸在水里”，像“要滴落下来的样子”，渲染了淀水的晶莹明澈，星星倒映在淀水里，随着微风的轻拂激起层层涟漪，使得星星也闪烁不定起来，因而给人以“要滴落下来”的幻觉。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啊!可是，敌人侵占着我们的大片国土，在这美丽的苇塘四周，敌人的炮楼林立，封锁和监视着这片革命根据地。白天，这里一片死寂，连水鸟也“紧紧藏到窝里躲避”了，只有到深夜，才能听到它们“飞动和唱歌的声音”。字里行间，流露出多么鲜明的爱憎感情!接下去，写“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把白洋淀人民那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顽强生存的姿态烘托了出来，充满了意志和力量。这段景物描写很富于生活实感，把读者引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和气氛之中，很自然地成了后边故事的铺垫，艺术上融情入景，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情怀。

　　小说写两个女孩在革命队伍里逐渐成长的过程，也穿插不少景物描绘：

　　这是冀中区的女孩子们，大的不过十五，小的才十三。她们在家乡的道路上行军，眼望着天边的北斗。她们看着初夏的小麦黄梢，看着中秋的高粱晒米。雁在她们的头顶往南飞去，不久又向北飞来。她们长大成人了。

　　把女孩子们的逐渐成长描述得多么富有生活韵味。庄稼的自然成熟，雁群的南飞北回，诗意盎然地暗喻着时光的流逝。在生活的道路上，由于“眼望着天边的北斗”，所以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北斗”，既是实在的景物，因为是在敌人的封锁下，所以多半是夜行军，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暗喻：党的光辉的指引。

　　至于小说结尾部分的那段关于芦花的描写，表面上看来，似乎离开了具体的斗争环境──那一场跟敌人进行的殊死战斗，其实不然，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那是老人正“狠狠地敲打”那些挂上了钩子的鬼子们的脑袋，把他们致于死地时，“向着苇塘望了一眼”所产生的感受。俗话说“景随情移”，解恨的战斗必然会在内心萌发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此情此境，鲜嫩的芦花在老人的眼里，自然会显得格外的美丽了。

　　从这篇小说的景物描写可看出，孙犁笔下的景物，不单纯是一种点缀品，而是蕴含了深远的寄寓在内的。在他的小说里，景物描写起到了点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精神境界，加强抒情韵味的作用，因而，它们决不是几颗游离的珍珠，而是作品内在气质的结晶体。

　　（选自《孙犁作品欣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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