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绿色蝈蝈(3)

　　博学的法布尔老师，又发现一种从茜草中提取红色染素的工艺，当地政府准备采用他的技术。可是没想到，经过数年周折，工厂主最终建造的是一个人工合成茜红色染料的车间，没有实现他想利用茜草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学梦”。这期间，帝国教育部曾以杰出教师的名义为他授勋，主要表彰他在教师岗位上也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为此还受到拿破仑三世几分钟的接见。放弃化工计划后，为实施教育部长教学改革方案，增设自然课内容，法布尔给女大学生不定期作了一些讲座，听课者越来越多。出于保守、偏见和妒嫉，一群有身份的政界、教育界人物无端指责他是“具有颠覆性的危险人物”，宗教界顽固派攻击他“当着姑娘的面讲植物两性繁殖”。最后由房东出面，强令法布尔全家搬走。法布尔决定离开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决心今后再也不想登什么大学讲台。这一年是1870年，法布尔已经46岁。

　　法布尔携妻室子女进入沃克吕兹省境内，在奥朗日市找到一处安身的家。先丢了饭碗，再花销路费，生活没了着落。一向腼腆的法布尔破天荒开口“求钱”，向只有几面之交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诉苦，这位英国朋友几年来在阿维尼翁侨居。密尔先生慷慨解囊，法布尔一家度过难关。此后五年间，法布尔主要以撰写自然科学知识读物为生，他的卓越文才开始显露出来。他出版了不少读本，其中包括《天空》《大地》《植物》等讲解性作品，也包括《保尔大叔谈害虫》这样的系列故事性作品。

　　1875年，长期思考后，法布尔决定远离城市喧嚣，加紧实现整理旧资料、开展新研究的昆虫学工作计划。他带领家人，迁往乡间小镇塞里尼昂。小镇各方面条件较差，甚至没有像样的学校。他鼓励小儿子：在这里能锻炼出强壮的身体和强健的头脑，比在故纸堆里更能发现美和真。经过四年努力，整理二十余年资料而写成的《昆虫记》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

　　1880年，法布尔的宿愿终于实现：他用积攒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旧民宅，进一步研究活虫子的计划即将变成现实。他精神舒畅，用当地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年复一年，荒石园主人穿着农民的粗呢子外套，吃着普通老百姓的清汤淡饭，尖镐平铲刨挖，于是，花草争妍，灌木成丛，一座百虫乐园建好了。他守着心爱的荒石园，开足生命的马力，不知疲倦地从事独具特色的昆虫学研究，把劳动成果写进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他就是这样，孤独、欢欣、清苦、平静地度过了35年余生。

　　《昆虫记》是以大量科学报告材料和文学气质艰苦写成的巨著，文体基本为散文，主体内容集中在昆虫学问题上，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若干解决理论问题的议论，以及少量带科普知识性的文字。一位饱经沧桑、追求不止的昆虫学探索者的优势，在这部巨著中得到充分发挥。十卷二百二十余篇，内容丰富自有公论；可其工程之艰难，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法布尔这样说：“散文写作”比求解方程根来得“残酷”。

　　第十卷脱稿时，他原来不打算把《菜青虫》《萤火虫》两篇编进去，因为这两篇是为计划之中的第十一卷写的。就在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85岁的老身子骨支撑不住了，而且耳聩眼花，手指僵到难以正常写作的地步。最后，他心中埋没了“第十一卷”的念头，毅然将两篇文章定为第十卷的增补篇。1910年，他已过86岁，第十卷问世了。他抱着书，拄着拐杖，装上放大镜，一步三摇，流连在“荒石园”中，仍想再把《昆虫记》写下去……但老人的心愿难以实现了。

　　就在这一年，家人以“从事《昆虫记》写作五十周年”之名，邀集法布尔的挚友和学界友好来到“荒石园”，为他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法布尔倍感安慰，热泪盈眶。消息传出，舆论界大哗大惊：法国人居然把隐居“荒石园”中的这位值得骄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轻松!法布尔不在乎这“疏忽”，他正开始筹划出版全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并亲自为这一版本写下一篇短短的序言。序言结尾是这样几句话：“非常遗憾，如今我被迫中断了这些研究。要知道从事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惟一仅有的安慰。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让我再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益趣。”

　　新闻界造起宣传声势，“法布尔”的名字四处传扬；“了不起”“最杰出”“伟大”一类赞扬声此起彼伏，荣誉桂冠一个接一个飞向老人；“荒石园”热闹非凡，赶往参观、慰问、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普通读者，有学界要人，也有轿车成行的政府官员。能令法布尔为之动心的消息只有一个：那一年里，自己作品销出的册数，是此前20年的总和。后来，法布尔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再后来，法布尔的大型塑像相继剪彩揭幕。老人一辈子未识光彩荣耀为何事，此时下意识地摇着头，颇有莫名其妙之感。近90岁的老翁，操着诙谐的口吻对老朋友说：“这些作法，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临近末日。”

　　离92岁生日只差一个月了，法布尔卧在床上，静候生命里程这又一标志性日子的到来。那是1915年11月的一天，他平静得像一位藐视死神的勇士。这时候人们发现，他已悄悄地长眠了。一位以昆虫为琴拨响人类命运颤音的巨人，从此消失。

　　法布尔去世不到十年，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出齐。他的女婿勒格罗博士，将介绍他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续作《昆虫记》第十一卷。

　　法国文学界曾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诺奖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便传来法布尔已经离世的消息。然而，这一光荣称号被人们传颂开来。

　　人们曾称法布尔是“昆虫观察家”，到晚年公认他为“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称他为“昆虫学家、作家”，后来又把他称作“作家、昆虫学家”。这些称号，对法布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法布尔与《昆虫记》 (邹华)

　　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80年了。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昆虫记》卷二)

　　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昆虫记》卷二)

　　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18、19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

　　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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