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即将步入社会 80后70后的回顾(5)

　　70后登场：春天的故事

　　对于第一批踏上社会的70后大学生而言，1992年不仅是他们处子秀的重要时刻，也是中国经济的转折之年。那一年，中国的GDP增速6.7%。那一年，对上海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能拿到500元月薪就让人十分心动了。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写道：“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70后们也许还记得，这一年的春天从1月1日就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献词》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把主要阐述集中于经济方面。不久，邓小平南方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

　　全国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份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上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的创业之路，也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时，在复旦毕业后当了3年老师的郭广昌放弃了出国发展的机会，与复旦的4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并在半年后靠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获得第一桶金。60后郭广昌的成功，激励了许多70后甚至80后。

　　1992年，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那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股票开始大热，认购证是70后的一次好机会。

　　那一年，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阴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迫不及待地纷纷加大对华投资——一度搁浅的通用汽车、摩托罗拉、杜邦等公司的投资陆续恢复；克莱斯勒公司开始商讨扩大北京吉普的运营；波音、惠普和通用电气等制造商四面八方展开大规模销售；在比尔·盖茨亲自督导下，微软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杰克·韦尔奇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第一个赶来中国的重量级跨国公司CEO。那年夏天他兴奋地对下属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市场，GE将在80多年后重返中国。

　　那个年代，外企成了很多大学生的工作首选。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的城市职工收入是美国普通人月收入的1/40-1/50，而外资企业执行的基本是母国的工资标准，即使中方职员也不会少太多。1993年拍摄的电视剧《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对外企的向往。

　　1992年，本土企业也在成长的路上。

　　那一年，张瑞敏在青岛的海尔已经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先后兼并了青岛的电镀厂、空调器厂、冷柜厂和冷凝器厂，构筑起了多元化的家电制造格局。柳传志的联想公司正试图从上一年的黑色风暴中缓过气来，当时全国一年的电脑销量只有20万台，主要销售对象是政府和企业用户。柳传志敏锐地感觉到，电脑家庭化的时代好像已经到来了，他委派年轻的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部总经理，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联想1＋1”，“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风靡大江南北。

　　靠贩卖科技器械起家的万科，那时变成了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同时又无所不做的“集团公司”，王石先后办起了连锁超市、建材工厂、影视文化公司和酒店经营公司等，旗下公司超过50家。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当时国内的城市通讯设备市场已经被阿尔卡特、朗讯和西门子等跨国公司把持，喜欢读《毛泽东选集》的任正非想起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到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

　　回首1992年的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似乎到处喜气洋洋，对于那年毕业的64万70后大学生而言，遍地都是机会。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自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实行的毕业生分配制度面临改革，结束国家统分，开始了毕业生自主择业，双向选择。1992届毕业生还尝到了自主择业的甜头。

　　1970年出生的上海人卫哲是其中的佼佼者。1992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卫哲进入当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给CEO当助理，不到3年时间就做到了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的位子，为他日后职业经理人的生涯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卫哲先后给百安居和阿里巴巴打工，然后又回到了金融业——他如今是嘉御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那个时候，“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广为人知，高校教师是令人心酸的弱势群体，留校绝不是应届生的优先选择。谁也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留校会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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