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怎成为一道解不完的题？(2)

　　围绕择校,名校、主管部门和培训机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利益集团,分享巨额经济利益。取消择校是动了它们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当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记者:解决择校问题的时间表在一年一年推后。难以解决的原因是“难为”,还是“不为”?“小升初”背后最难以触动的“硬骨头”到底是什么?

　　杨东平:取消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缩小学校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律、《教育规划纲要》有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各地也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择校热完全可以解决。北京市的情况,“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解决恶性择校竞争,有理念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有许多观念需要拨乱反正,如“义务教育也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均衡发展不能削峰填谷、降低教育质量”等。更重要的是利益机制问题。围绕择校,名校、主管部门和培训机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利益集团,分享巨额经济利益。取消择校是动了它们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当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因此,关键还是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旗帜鲜明地坚持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保障教育公平,维护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这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治理机制。要明确各级政府的不同责任,实行教育信息公开,建立可监测、可追踪的评价指标,以及实行教育问责。北京市已经与教育部签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并与各区县签了责任书,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基本均衡”。但如何实现、测量、问责,并没有规定和说明。

　　程方平:教育问题难以解决,必定与体制和管理相关。教育质量关键在于一个学校的教师群体素质。许多国家都通过教师流动解决学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成功的关键是解决了区域内教师工资标准的统一问题。而在不少地方,城乡学校、重点与薄弱学校之间教师收入的差距会达到1—2倍,薄弱地区与薄弱学校教师的其他待遇和发展机会也远逊于城市学校与重点学校,在实际收入、学习进修、住房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均未能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致使教师流动不起来,薄弱校的发展难有实效。

　　在不少中小学的支出总额中,政府常规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会集资,致使一些学校越来越不像公立学校,更像是公办民助的私立学校

　　记者:很多人认为,“没有考试”催生了“小升初”背后那若干“衡量标准”,如果回到从前,经过若干考试选拔出适合的学生是不是最“公平”?

　　杨东平:面对权力、金钱的侵袭,许多家长都认为分数标准最公平,要求回归考试入学的呼声很高。但是,这有违《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基本法理,实际上是在维护重点学校制度,加剧学校和学生的分层。因而,不应往后退,还是要向前看,通过真正取消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取消升学率竞争,以及改革中考制度,实行重点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试就近入学,使“小升初”如同四年级升五年级一样。这是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永远落后下去呢?

　　程方平:按理说,9年义务教育,就是要保证所有适龄学生没有门槛地就近升入初中,公立学校不应另立额外的标准,也不应通过超编收取学生筹集资金。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所谓优质校生源编制很模糊、划片不合理,近处的学生因划片进不来,“内控”的名额又使有钱有权的外来者可以长驱直入。政府的教育拨款可以保障教师基本工资和常规教学,但学校还要在基建、教师进修、教师收入等方面自谋渠道。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少中小学的支出总额中,政府常规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会集资,致使一些学校越来越不像公立学校,更像是公办民助的私立学校。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校和校长,在于我们的投入、管理及标准制定存在问题,需要务实求真地加以解决。若这些问题和隐患不解除,学校为了“生存”会将困难转嫁于家长和学生,又会生出其他莫名其妙的标准来。

　　由此可见,“小升初”的问题并非单纯的升学问题,其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与问题,必须加以分析和梳理,在政府的主导下从根上加以解决,保证国家所办的学校成为教育公平、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均衡发展的主力和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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