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母亲是坐着花轿出嫁的。听隔壁白头发的三奶奶说，那时母亲头上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可震动了半村子的人，都说我爹好福气。母亲过门不久，奶奶就病倒了，听算命的说是金木相克、水火不容。从此，奶奶便疏远了母亲，可是母亲还是跑前跑后、送汤送饭，从不间断。为给奶奶治病，母亲连心爱的辫子都卖了，但那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没有挽住奶奶的命。
从我懂事起，爷爷便用独轮车推着我走村串巷卖香烟。我穿着洗的干干净净的粗布褂，母亲在褂子里边做了个“偷不着”的小口袋，在外面绣上“鲤鱼跳龙门”。香烟换来的一毛一毛的钱就塞进“偷不着”的小口袋里。当那些买烟的爷爷、奶奶们用手摸着“鲤鱼跳龙门”夸赞做工是如何的精细时，我总是带着疑惑的眼神去审视她们，可心里却像灌了蜜――美！日子长了，爷爷落了个腰酸腿疼的毛病。有一次，爷爷在炕上一躺就是几天，母亲用仅有的一点白面，和上玉米面，烙包皮子饼。母亲说饼是给爷爷吃的，别人不能动。我却实在抵挡不住那热气腾腾的饼，于是趁母亲不注意，拿起一块撒腿就跑。母亲拿起鸡毛掸子紧追。我吓的一路猛跑，直到出了村子，才不见了母亲。独自在村边的老柳树下喘粗气，心里冲荡的是委屈、怨恨。我越想越气，你疼爷爷却不管我，哼！我在外面躲了一整天。夜渐渐落下了帷幕，炊烟开始遮盖了变的模糊的屋顶。“春儿，你在哪儿……？”满胡同都是母亲、父亲的吆喝声，还有爷爷的，都带着哭腔，我再也忍不住“哇”地哭出声来。
有一天，从父亲和母亲的谈话里我知道爷爷还有一个没有圆的梦：希望家里出一个秀才――教书先生。说起这些，父亲总是低下头，喃喃自语。似乎有太多的惭愧压在心里。我知道了整天为别人排忧解难的父亲也有自己的难处。我把誓言刻进心底：当一个教书先生。父母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没白没黑劳作，虽然他们知道劳作的结果并不丰盈，但他们却满怀希望――我知道是因为我。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编织着全家的梦。
当我把那纸师范通知书捧会回家的时候，父亲却因积劳成疾离开我们。就像冬天里倒了一堵挡风的墙，我和弟弟只能依偎着瘦弱的母亲。在别人的叹息里，在别人的白眼里，母亲硬是擦干眼泪，将父亲留下的一本队里的帐目和结算余下的一百多元交给村支书。别人说母亲傻，母亲说：“孩子他爹一辈子正，不能死后留个坏名声”。我深深明白在母亲心中，名声高过一切。母亲四处求亲告友凑了三百元钱，将我送上了求学之路。为了我，母亲把上五年级的弟弟拉回家，母子俩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犁尖、锄把上沾满了母亲多少期盼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盼啊、盼啊！母亲啊！什么时候我能为你挑起肩头那副生活的重担？
三十四年后，母亲是沿着徒骇河堤跑了二十多里路来看我的，因为她得知她的儿子生病躺了好几天，担心儿子无人照看。靠着母亲并不宽厚的肩，我内心涌动着情感的狂潮。望见母亲头上的一缕缕白发，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泪水夺眶而出。母亲用粗糙的手抚着我的头：“傻孩子，怎么这样小性子。坚强点，妈这下半辈子还指望你哩！”我点点头，在心里默默祈祷――为母亲，为天下那些含辛茹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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