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唐雎不辱使命(4)

　　第三个回合（第四段），是事情的结局，其实已没有什么斗争，只不过是在风过气清之后，于众目睽睽之下，让秦王来请降。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则会画蛇添足；实写秦王，让他自己把自己灵魂中长期被骄横凶残掩盖着的另一面──卑躬屈膝、懦弱无耻展露给人们看。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做；“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一方面，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又一方面，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这种自相矛盾之中，真是奴颜卑膝之态可掬。秦王的这种两面性表现无遗，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站起来了，文章也就戛然而止。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的写作特点之二，是用多种形式的对比和衬托来刻画人物。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秦王和唐雎一会面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秦王是大国君主，盛气凌人，又是质问，又是威胁，却偏又摆出一副关心弱小之邦的虚伪面孔，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唐雎。唐雎是弱小之邦的使者，却是从容镇定，据理力争，你有强权，我有正义，处在矮檐下，偏偏不低头，丝毫不为秦王的威胁所屈。一个先倨而后恭，“使人谓”──“不悦”──“怫然怒”──“色挠，长跪而谢之”，这是秦王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另一个先恭后倨，临危出使──沉着应对──针锋相对──“挺剑而起”，这是唐雎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处境不同、态度不同、结果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一个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个是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唐雎先恭后倨，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胸有成算，但由于处境危险，不可鲁莽草率，故意含而不露，待机而发。秦王先倨后恭则根本不同。先倨，是因为自己是大国、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恭，是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再看本文中衬托手法的使用，突出地表现在用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有了唐雎才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这种话只能出自安陵君之口，他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一篇六百余字的短篇记叙文，同时写了三个人物，故事首尾完整，人物形象生动。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当然不只这两个方面，其他诸如剪裁的功力、情节的紧张曲折、人物语言的简洁和个性化方面，本文都有很高成就。但只要掌握以上两个方面，这几点由读者自己仔细领会，大概是不太困难的。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四、《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沈涛）

　　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

　　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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