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名师自述】

　　1980年2月初的一天，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评出的全市三十六位特级教师的照片，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展示优秀教师的形象，报纸一出版，立即成了社会舆论的热点。我的照片也荣幸地跻身其中。

　　“钱梦龙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不少老师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也难怪，三十六位特级教师，大多在教育界早已享有盛名，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钱梦龙是个例外。

　　“钱梦龙也成特级教师了？是不是搞错了？”有些稍稍了解我的人这样说。也难怪，仅有初中毕业学历的钱梦龙，即使作为一般中学教师也是不合格的，怎么会和“特级教师”这个标志着教师最高荣誉的称号扯到了一块儿？

　　于是，一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钱梦龙的路究竟是怎样走出来的？

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

　　我不是学师范的，当教师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选择。

　　我初中毕业以后，因母亲病逝，家道中落，只读了三个多月的高一就失学了。在家呆了半年左右，上海解放，翻天覆地的变化激起了我投身社会的热情。

　　可是我能为这个新生的社会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当教师。因为我的心中装着一位教师的完美形象，是他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教师工作的崇高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从小智力平平，生性顽皮，不爱学习，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创下了三次留级的“记录”。老师送给我的评语是“聪明面孔笨肚肠”。自卑的阴影笼罩着我，使我完全丧失了进步的信心。但在我五年级留级后，遇到了一位终生难忘的好老师——武钟英老师，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武老师教我们国语课兼级任教师，上课的第一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四角号码小字典，对我说：“现在我教你四角号码查字法，如果你能学会，就可以证明你不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你想证明一下自己吗？”我当然很想知道自己究竟笨还是不笨。结果在武老师的指点下很快学会了这种查字法，这使我对自己的信心大增。接着武老师又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在他每教新课之前，由我把课文里的生字从字典里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一个长期被同学们看不起的“老留级生”，居然还能承担如此光荣的任务，自然感到从未有过自豪！我由于爱武老师，也爱上他的课，对他布置的作业都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于是又不断在国语课上受到表扬。到六年级时，武老师又把我的一篇作文推荐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居然发表了。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清清楚楚地印在报纸上时，真比登台领奖还要风光十倍！

　　最难忘的是领小学毕业证书和成绩单的那一天。记得武老师在把成绩单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钱梦龙，看看我给你写的评语吧。”我至今对打开评语栏时看到的第一句话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印象，这句话是：“该生天资聪颖”！我知道，这是武老师两年来帮助我一步步克服自卑、自弃心理的最后一步。至此，“聪明面孔笨肚肠”那句话投在我心灵上的阴影，已被自信的阳光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当我进入初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少年郎了。

　　今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武老师，用他真挚的爱心和出色的教育艺术，把我从“差生”的路上拉了回来，乃至改变了我的一生。

　　1949年当我决定投身社会、面临选择的时候，又是武老师的形象坚定了我当一名教师的决心。于是我到县城西门外的一所初级小学去毛遂自荐，居然感动了校长，让我当了一名义务教师。这就是我的教师生涯的开始。

　　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五十多年来，武老师始终是树立在我心中的一枝高高的标尺，是他，不断地鞭策、鼓舞着我努力做一个像他那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教育艺术家。

　　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的能力暂时低一些不要紧，但心中的标尺不能低。

我是怎么胜任高中语文教学的？

　　我在小学担任义务教师仅一个学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学校长的赏识，1950年开始到中学兼课，1951年成为专职中学语文教师，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岁的我已是这所县重点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教研组长、优秀教师。当时县教育局举办教师暑期培训班，还聘我担任语文班的主讲教师，为比我年长得多的语文教师讲课。

　　人们觉得奇怪：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教师，怎么可能胜任这样的教学任务？

　　对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自己都有点儿纳闷：我究竟是凭什么胜任高中和语文教师培训班的课程的？细细想来，无非是凭着这样两条：一条是学生时代打下的扎实的国文基础；另一条是教学中采取了“反求诸己”的策略。

　　我在中学读书时，国文成绩突出，可以说完全得益于我的自学。我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为了写好文章，阅读时又养成了琢磨文章的习惯，尤其在国文课上，老师每次开讲新课之前，我总要先把课文好好琢磨一下，到听课时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互相印证、比较。这种学法，把单一的“聆听”变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识学得活，又锻炼了思维能力。课外，我杂览旁搜，读了不少书，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诗词、散文、小说、理论，都爱随便翻翻；由于爱写作，又独自创办了一份名为《爝火》的壁报，自己撰稿，自己编辑，定期刊出。不间断的阅读和写作，使我的知识积累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明显高出于我的同龄人，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我课内的国文学习。每次国文考试前我都从不复习，但都稳稳当当地名列榜首。可见，我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我的语文“学力”事实上已远远高于初中。

　　其次是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善于体悟。《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早年学习国文的这些经验在我当了教师后正好给了我教好语文的启示。初为人师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教学法，但我深信，自学既能帮助我学好国文，肯定也能帮助我的学生学好语文。

　　因此，语文课上我尽量调动一切手段，或提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设置能引起学生思考的悬念和情境，想方设法激起学生读书、求知的欲望和兴趣，引导学生像我当年学习国文那样学习语文；教学生读课文时，则自己尽量少讲，多留一点时间给学生自己读书和思考。当时脑子里还没有“教学艺术”的概念，但这种从自己独特的“学历”（自学的经历）中体悟出来的“教学法”，与当时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讲法确实不大一样，学生学得比较主动，读书、写作的兴趣也很高，因此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弥补了我学历不合格的“先天不足”。

　　1956年，我因教学成绩比较突出，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指定在全县优秀教师大会上宣读了题为《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的论文。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的语文教学改革意识的觉醒。我在1980年以后陆续提出的“自读”、“教读”等概念，“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语文导读法”，追根溯源，都可以从我的自学、体悟的历程中找到依据。

　　由此我想：一、一个人在中学（尤其是初中）阶段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知识面广，能读善写，对他今后的发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个教师如果能从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悟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教育艺术家或教学的艺术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我绝对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来的机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到了一起。

　　记不得具体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我当时供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一个内容大概是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并要求所在学校提供上课的实例。当时全校教师都做好了开课的精心准备。我因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校长要求在开会前必须更新全校黑板报的内容，忙得我连备课的时间也捞不到。我想：反正我平时就这么上课，校长们来听我的课，就请他们吃一顿随意的“家常便饭”吧。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心里也就坦然了。

　　想不到开会那天来听我课的校长还特别多，把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我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从来不用串讲法，而是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通过师生对话，引导学生体会文言词句的含义和表达作用。这样教读文言文，学生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后来我用同样的方法在杭州教这篇课文，教学实录在《语文战线》杂志发表后，当时上海市教研员徐振维老师这样评价：“钱梦龙《愚公移山》的教学震动了大江南北。”福建省教科所程立夫告诉我，他们曾把《愚公移山》教学实录作为学习资料印发给全省语文教师参考）。想不到这顿“家常便饭”引起了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的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点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又在我校召开，又听了我执教的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

　　这两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校长给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级教师申请表”让我填，说是县里推荐我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老实说，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评特级教师，挑选特严，比例是三万分之一（三万名教师中评出一名），而我的条件又太差：学历初中毕业；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当时“右派”还未改正）；在市里又毫无知名度。但更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一轮轮地淘汰，最后留下了36名幸运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说，钱梦龙的机遇好，如果没有那两次市级会议的听课，他怎么可能脱颖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学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所展示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堂课，上课前也没有精心地备课，但为了上好这两堂课，我却准备了几十年！事实上，从我走上讲台、摸索适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在“时刻准备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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