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高考临近“一考定终身”再惹争议

　　也许是中考高考临近的缘故，有关教育的话题成为当下的热点和焦点。先有北理工教授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称奥数教育比黄赌毒更可怕，要“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后有“一套小学生三年级语文作业题，难住了副教授”的新闻爆出。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指出，今年共有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北京明年也将实行新课改高考。有的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总分的一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他称，综合性评价包括一次高考、平时的学业水平测试及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其实，事关国计民生的教育何时不是热点和焦点呢？既然是热点和焦点，就会建议和争议杂陈，情绪和理性并峙，民间的建言和官方的声音交响与变奏。即以教育部官员的“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而论，或赞或弹，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应该说，所有的争议兜来兜去都落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改革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应试教育。这是个困扰人们多年，绕不过又必须超越的难题。悖论吧，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任谁都知道目前的高考考录方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必须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它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合理、最公平、最公正的手段，我们所能寄望的是如何使这种手段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更人性化；任谁都知道素质教育必将从应试教育的阴霾中喷薄而出光芒四射，可何谓素质教育、由谁来评价和拿捏素质教育，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素质教育使全民受益，而不是沦为少数人才能占有和主导的精英教育。一句话，素质教育会不会异化得与多数人的愿望南辕北辙，是一个恼人的问题。

　　而我们所见过的异化车载斗量，足以构成一部教育文明史探讨的主题。汉代的举孝廉、魏晋的门阀制度、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无不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它们都是时代的选择，不客气地说，都是各具特色的“素质教育”的选拔录用制度。然而，它们都难逃异化变味、荒腔走调、最终被另一种更为合理、更为公平、更为公正的选拔录用制度所取代的命运。那么，教育部推出的“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有没有异化的可能呢？

　　且不说有人据此担忧地指出，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增加的“多考”，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且不说即便“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可以革除，那社会上“学历至上”的风气是否也会为之一变？至少有一点确是我们忧虑的，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是否如人们时常诟病的“三好学生加分”、“优秀学生干部加分”那样，也可能为某些机构和个人增加操作的空间，为他人夹带“私货”开方便之门？

　　一个更不能不提的问题是，现行的高考制度无论如何都为普通人特别是农村学生提供了发展进身的可能，如果过分强调侧重“素质教育”的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会不会就此收紧乃至关上那扇希望之门？我们知道，在如今看来需要高投入的“素质教育”面前，这些人天生就没有了优势。以往，我们常常感叹高考录取比例的地域不公平，仅以北大清华招生为例：2007年两校在京招生650人，但北京考生仅12万人；而两校在河北省招生却不足150人，但考生却高达55万人。而这样的情形会不会愈演愈烈地体现在“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上，实在是考验我们智慧的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温总理言犹在耳，即传来重庆万名学生放弃高考的消息，这当然有社会急功近利、“新读书无用论”的原因，然而，深藏在这些背后的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在时刻提醒我们问题的复杂性是多么盘根错节。

　　我们当然不是在质疑教育部改革高考考录方式的初衷，我们也不是完全否定“多考”的科学性，只是我们知道任何改革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求取社会利益分配的最大公约数，而以上的种种担忧就是急需考量和努力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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