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教师对“中考”的回忆

    中考,这个曾使许多人或悲或喜、或哭或笑的考试制度，已经在我国延续了近三十年了。作为一种选拔考试，它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贫乏，这个牵动过千家万户的考试，却给许多学生和家长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作为一个亲历中考达十年之久的教师，我目睹和感受了学生和家长太多太多的焦虑、等待、喜悦和忧愁。细细回味，足可以成书。

    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

    几乎在高考制度恢复的同时，我国的中学就恢复了选拔学生的考试。为了保证升学率，争夺生源就成了中考恢复以后所有学校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然而延续了近二十年的重点中学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却使这埸大战变成了不平等的竞争。未列入“重点”之列的学校曾戏称，省属重点是第一世界，市属重点是第二世界，未列入重点行列的学校则属于第三世。这种黑色幽默不仅道出许多学校的无奈和忿懑，而且也使这埸没有硝烟的战争多少蒙上了悲剧色彩。

    设置重点学校，是国家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实行的特殊政策；然而事隔二十年之后，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这种办法在缓解十年动乱后出现的青黄不接、人才匮乏局面的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那看不见然而又实际存在的等级制度，曾使许多教师失去了工作的动力，使许多孩子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种制度曾使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中考后，当招生学校依省属重点、市属重点、市属骨干、市属一般、区属重点、区属一般的序列到招办录取学生的时候，省属重点和市属重点的最低分数线往往相差七、八十分之多；等而下之，区属学校能录到什么样的学生，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比赛，输赢清清楚楚。“我们考上一个光荣，重点学校学生全部考上也是应该。”非重点学校的老师如是说。遗憾的是，高中三年，高分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高考也不是个个金榜提名。名落孙出者，也不乏其人。这就让那些心不平、气不顺的非重点中学的老师们更没有了积极性。那些生源最差的学校，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校长如何管？哪一个家长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些既难办好又没有希望的学校去呢？“学不到知识，反而学了一身毛病”，这是许多家长当时最担心的。

    许多学校的无奈之举

    在初、高中脱钩以前，许多学校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都采取过一些不成文的过激作法。比如非第一志愿的学生不录；自己学校的初中毕业生不许报考其它学校的高中；省属重点学校落榜的考生，市属重点不收；本校的初中毕业生不听劝阻，报考外校落榜，一概不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现在看来可笑而又不近情理的作法虽然年年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批评和制止，但一些心高气傲的的校长，仍然我行我素，不愿更弦。这不仅损害了学校的自身利益，而且也使这埸生源大战变得更加惨烈。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市属重点中学。小升初考试没有取消以前，学校每年招四个班200名初中生，但是每年招生，报考的学生却超过500人。这也就是说，张榜之后，将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面临二次分配。尽管招生简章上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填写志愿表时，考生可以在重点中学之外，再填报两个志愿，写上自己重点以外心仪的学校；但是有些学校“非第一志愿不取”的原则，却使无数学生的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一旦被切到线外，就面临着被分到最差学校去的可能。我校附近有一所历史悠久、口牌不错的普通中学，小升初时，许多孩子都把该校作为第二志愿写到志愿表上。但是录取时的潜规则，使许多孩子与该校失之交臂。几年过去了，考我校落榜的考生，几乎没几个被该校录取。尽管其中不乏考分较高的孩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校的高考升学率稳居市属重点学校的前列。原因有三：许多有经验、有水平的老教师还工作在教学一线；学校生源好；初、高中还没有脱钩。这第三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高中生源主要靠的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外校的考生，拔尖的学生要么去了一中，要么去了师大附中，报考我校的考生比我们自己的学生要略逊一筹。中考成绩下来，排在名次表前面的，是这些学生；三年以后高考，考上重点大学的，还是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几乎成了我校制胜的法宝。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校的初中毕业生也渐渐外流，这对我校的高中招生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开始是三、五个，后来发展到一走就是十几个。稳定后方，就成了主管招生工作的主任每年招生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开会、谈话、家访、许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名也报了，准考证也领了，可是一到考试的那一天，许多考埸的座位都是空的。原来这些学生全跑到一中和师大附中去考试了。行文至此，我不由笑了。我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想起了当年学生和我开的这个小小的玩笑。我理解学生当年的这种做法，其实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考试结果出来，这些流失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考上了省属重点，而且考试成绩都非常好。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这种选择只能背水一战，一旦考试失误，要想回到母校，会比登天还难。

    不良风气使许多家庭雪上加霜

    招生文件明文规定：招生学校不得超计划招生；录取时须按学生志愿依次录取。这也就是说，学生第一志愿没录，去第二志愿学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各种人为因素使招办每年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不得不灵活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就使一些幕后交易，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了。记得有一年录取时，有一个第一志愿报考普通学校的落榜考生，考分很低，学校也要纳入计划录取，主管校长顶住不录。电话打过去，对方毫不松口，一直顶到下班，最后不得不以妥协告终。

    中考之惨烈，感受最深的不是那些校长们，而是许许多多被切到线外的考生家长。不得超计划招生是多年不变的一条铁定的纪律。考生一旦被切到线外，许多家庭顿时天塌地陷，好似大难临头。有办法的家长早在中考前就找好了退路；而那些无权、无势、无门路、无背景的家长，此时只能到处求情，终日以泪洗面。记得一次一个家长说到伤心处，几乎跪地相求。目睹此情，让人心酸。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只能同情，但无力相助。

    自古以来，教师以育人为本，安贫乐道是许多人的操守。但是自从生源大战的烽烟腾空而起，校园不再平静，校长们陷入了重围。家长、熟人、上司、至交，弄得校长们不得安生。明智者闭门谢客，避之又避；但更多的校长们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于是乎每年盛夏，条子满天飞，电话响不停，校长办公室人出人进，学校门前车来车往，就成了许多学校最独特的一道风景。年复一年，许多手握招生大权的校长，习以为常，乐此不疲，使这本不应该发生的一幕，年年在学校重演。

    校长们的无奈，不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的。但这种无奈带给学校的负面影响却是灾难性的，每当开学，定额45人的高中教室，往往人满为患，少则60多人，多则竟达70人，其中不少学生考分很低。班额大，教师负担加重；学生程度不齐，老师难以施教。前多年，有的重点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滑，不能说这不是原因之一。进入重点的线外生，无论分高分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其中的艰辛，只有家长心知肚明。

    回忆后的沉重反思

    多少年来，这些往事深埋心底，老师、学生、家长时时勾起我的回忆。本文涉及许多往昔不为人知的秘密，笔者只不过是想借“西部情”以抒胸臆，让激烈竞争中的学生、家长和教育同仁对比借鉴 ，能从中吸取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人们对教育重视的程度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我国教育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许多人为的因素。本文所列许多遗憾，就是这一结论的佐证。

    “现在考一所好的高中比考一所重点大学都难”，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只要你到中考咨询会上看一看到处攒动的人头,校长们疲惫的面容，记者时时闪动的身影，家长们凝重而又焦虑的目光，你就会知道这埸竞争有多激烈。上一所好高中，这是许多学生和家长的理想；最大限度地优化自己的生源，也是许多校长的心愿。但这否是能人人如愿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让人们心目中的好学校和普通学校置换身份，让好学校的老师去教普通学校的学生，让普通学校的老师去教好学校的学生，结果将会如何呢？是否前者就一定战果辉煌，后者就一败涂地呢？对此，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做出一至的判断。做这样的假设是想让家长不要低估了普通学校的办学能力。名牌学校靠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来吸引学生；而普通学校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拼搏精神来求得社会的承认。会宁等许多办学条件远不如都市学校的地县中学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漂亮，亦非常成功。

    最后告诫家长，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大的压力。名牌，学生要争取；但孩子一旦考试失误，应退而求其次，不一定非要砸锅卖铁，挤进名牌。名牌的优势不容置疑；但重点中学工作的经历告诉我，家长心目的好学校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样样都尽如人意。师资力量不足，学校疏于管理，教师忙于家教，这在一些学校并不鲜见。十多年前，每当秋季开学，是我最发愁的时候，教学班级增加，教学骨干锐减，排课左右为难，至今记忆犹新。

    “六月考孩子；七月考老子（跑关系）；八月考票子（交费）”这首新民谣形象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又是一年鏖战时。愿校长们洁身自好，不要让家长们背上沉重包袱之后，再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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